启东会见记
二0一五年四月，受一名涉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亲属委托，前往江苏省启东市阅卷和会见。
二0一五年四月五日，我与嫌疑人亲属一起出发，四月六日下午到达启东市。四月七日我们共同前往启东市人民检察院阅卷并对案卷拍照。在案管中心我的阅卷申请很顺利的被受理了。阅卷前我按规定填写申请表时发现，该表格有N个申请事项，各事项前面有备选框供申请人勾选。当我看到有一个备选事项是“申请会见”时，我试探性的询问：“我们会见需要提出申请吗？”答：“您办理的这个案子不属于需要申请会见的案件，您可以不选，直接会见就可以了。”于是我感觉放心了。拍照完毕，接待我的工作人员善意询问：“您打算什么时候去会见，我可以给办案人员说一下，让他们提审的时间与您的会见时间错开一下。”顿时，我心里又感动得涕泪长流——哎呀，太人性化了！
当日下午我前往启东市看守所，按刑诉法三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，持三证（委托书、律所函、执业证）会见。但没想到看守竟对我说NO! 这让我颇感意外，这可是一个沿海城市啊！不是边远地区。
为什么NO？ 答：“我们这里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律师会见，必须要办案机关发函给我们。”
随行的嫌疑人亲属当场就哭了……我突然愤怒了，拿刑诉法与之理论、把三证拍得啪啪直响，那种愤怒是我执业以来从来没有过的，无以言表……
等我说完了，看守拿出个文件来让我看，并说：“兄弟，我真不是为难你，我们本地律师也都要这样才能见。”我顿时就傻眼了。那是个2014年2月，由江苏省公安厅、省高检、省司法厅联合发的一个文件，其中有一条就是，律师在侦查、审查起诉阶段会见，要有办案机关通知看守所方能会见。我当时就说，这个与刑诉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是冲突的，你这个是无效的。但毫无效果……
于是我就当着他面打墙上公布的投诉电话。打过去发现这是个当地纪委的电话。我说明了投诉意图后被告知：“虽然公布的投诉电话是我们这里的，但我们对律师会见的法律规定还是很生疏，建议你去检察院内部的监督机关投诉。”我觉得听起来也是这么个理儿！此时已经下午三点多了，为了完成当天下午和次日一早各会见一次的计划，我立即打车跑到了检察院说明了情况。检察院答复：“这种案件律师有权直接会见，我们不能出函。出函了就是我们的问题。”于是立即帮我联系了驻看守所检察室的检察官，并让我再回到看守所等候。我又回到看守所，与检察室的检察官取得了联系。他们从看守所楼上下来后用方言与看守沟通，我听不太懂，但能看出检察官有些愤怒，大意好像是说，那个文件不合法。看守说的大意好像是，不合法我也没办法，我只能按上级给我的文件办事。检察官又说：“文件说的是由办案机关通知，我们这不算是通知了吗？”看守说的好像是：“通知当然是要书面形式，否则以后怎么说得清？”最后检察官又打了两通电话，并安慰随行的嫌疑人亲属：“没事，现在才四点多，今天指定让你们见到！”过了一会来了一个警察和检察官上楼了。又过了一会，我们被检察官叫到了三楼的检察室，检察官说：“这种情况我们以前也没有遇到过，以前都是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，然后公安机关就直接通知看守所了。现在检察院公诉科不同意出函，因为根本不应该出函你们就有权直接会见。但你们这么大老远过来了，为了让你们会见，我们检察室给出个函吧！”于是驻所检察官给出了一份函，但她没有把函交给我，而是亲自拿着函直接交到了看守那里。这样，我终于得到了会见许可。此时，已经下午四点四十了。为了充分了解案情，也为了防止以后会见时再出意外，我当晚熬夜到三点多，将五百一十六页案卷看完，次日一早再次前往会见。所幸的是，这次会见很顺利。
回来后我立马就去搜索看守给我出示的那份2014年2月，由江苏省公安厅、省高检、省司法厅联合发的文件，但并没有搜到。
现在我只能推定那个文件是真实的。因为从当地检察官谈话中，隐约听出他们是知道这个文件的（方言听不太懂），他们也并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。
回来后我反复思索和总结，得出以下结论：
一、启东的检察官真不错！能够坚持法律规定，并在实践中灵活而不失谨慎的作出变通，帮助律师解决实际困难。
二、启东市看守所的看守也很不错，身为人民警察，能够严格执行上级的文件精神，丝毫不讲情面，工作态度极其严谨。
三、谁的错？为什么还会错？我还是没有想明白……